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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河东战略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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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体形势来看,苟军这支刚换了新主的军队,处境是极其危险的。与羯赵力量上的绝对悬殊,自不必多言讲了,要害的地方在于,他们已经从事实上处在羯赵势力的包围圈中。

弘农这个地方,东西狭长,地势险恶,可作防御依凭的险关、要冲,却难以成为长久立足之地。北面有大河为难,南边是崤山、桃林之阻,东西两个方向则有赵军强兵相挟制,几乎没有什么闪转腾挪的空间。

若是做理性客观的分析,如苟军这样的“余孽”,想要真正求生,或许还得是那“右军将军”朱广在洛阳提出的,向南投奔东晋,背靠南国,活命的可能性才更大。

然而,那样的选择,对于当下的苟军来说,显然不适用了。南投之路受阻是一方面,苟政的志向不在南边,是另一方面。

到目前为止,苟政依旧打着东晋的旗号,但打心里对其充满了蔑视与排斥,同时,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得到来自晋国方面一丝一毫的反馈。

虽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苟政还是一文不名,以梁大将军之“威名赫赫”都没能得到东晋的正眼看待,而况区区苟政。

而哪怕不考虑这些情况,苟政也宁肯在北方的“斗兽场”中挣扎血斗,也不愿到南边去受制于人。不管是见识、志向还是出身、经历,都让苟政的心思坚定地扎在北方。

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说,想要有所成就,只有北方才可争取到那一丝可能......

不做远虑,只思近忧,苟军在弘农面临的现实困境,也容不得丝毫的疏忽大意。

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会师于弘农的苟军,已经陷于兵家之死地,正常情况下,等待他们的,只有覆亡一途。苟政看得到的,是战略大局,但于战术困境,却也需搏命去克服。

只不过,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世界,相反,这是一个魔幻且癫狂的时代,强弱势易、乾坤颠倒、黎元倒悬的情况,一点都不奇怪,也一点都不少见。

历史上,身处绝境,却最终逆势而上、脱困翻身的例子,不胜枚举,苟政这个非常之人,正是要成就这么一份非常之事。

而苟政底气的来源,除了麾下这支已经初具规模并掌握有相当自主权的军队之外,大抵就是对天下大局走向那粗略却足够准确的判断了。

同时,在苟政那极度谨慎的心态与笃重的作风下,苟政的内心之中,也隐藏着一种堪称狂妄的心理:只要我苟政一息尚存,早晚必有复起之日!这也是半年多艰苦危难经历打磨出来的心气。

就在苟政于陕县,与诸将正式筹谋北上河东战略事宜之时,新一轮来自赵军的威胁,也向苟军逼来了,赵军兵锋,自东西两个方面,向弘农压迫而来。

于苟军而言,北渡大河,经略河东,也成为了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这一回,苟政以及苟军,极其荣幸地成为了赵军的重点打击力量,虽然比之梁大将军所受的待遇,还远远不足。

雍州方向,自孙万东引兵主动撤出华阴之后,石苞即遣京兆太守刘秀离领军五千进驻,窥探潼关。

也得益于孙、陈二将在东撤之时,采取了分步、分段撤离的策略,潼关那里留有部将暂驻,起到了一定疑兵与震慑作用。否则,来自雍州的赵军,要更早几日挺进弘农。

而洛州方向,羯赵的平叛“天团”们,齐齐地把目光投向苟军这支“叛军余孽”了,不得不说,这就是谷水一战击败石闵的“后遗症”了,直接将那干强悍的羯赵军阀吸引过来。

过去的这段时间,随着梁犊余部陆续被羯赵各路大军讨灭,关东局势已经逐渐恢复稳定。虽然,关东的“稳定”,则显然以河洛地区的疮痍与萧条,北方整体局势的动荡与不安为代价。

梁犊举事对羯赵朝廷造成的创伤有多严重,只需从死伤人数规模便可知了,那是以十万量级计算的数据。而河洛之地,经过“兵贼”轮番洗掠之后,也再度成为赤地千里的状况。

不过,这一切,都不妨碍平叛赵军将帅们的赫赫武功。早在梁犊败亡、洛阳收复之后,邺城的石虎便已经开始论功行赏了。

作为平叛大军的主帅燕王石斌,在破梁犊之后,便被石虎赏赐大量财货、美人,配以军马,北调坐镇襄国。

襄国,这个石勒赖之以发展崛起,最终成事统治北方的早期根据地,曾长期作为羯赵的都城。虽然石虎篡位后,南迁至邺城,但襄国在羯赵内部的地位依旧特殊,毕竟是“龙兴之地”。以石斌镇襄国,足以表现出石虎对他的信重了。

司空李农,在领军收复洛阳之后,也被石虎召回邺城,虽然因为对梁犊军的屡战屡败,没有予以厚赏,但依旧被托付机要大事,作为辅政大臣。

对姚弋仲、蒲洪这羌、氐两大军头,石虎也给了极高的荣禄,其余有功将士,并令封赏......

石虎的动作,无一不透着一股急躁与匆忙,但是,他也没办法,实在是病体违和,渐入膏肓。就身心而言,梁犊败亡对他的刺激,未必是“利好”。

就在石斌领军抵达襄国后不久,石虎又下诏以石斌为丞相、录尚书事,召其回邺城辅政,正式做起“托孤”的安排,要知道,他在前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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