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七十七章 我爱狄奥多拉，但我更爱罗马（上）

如果追溯根源，这种问题，可能还是要追溯到罗马人身上。郭康觉得，正是因为罗马人自己都很勉强，才导致了后续这一系列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他特别希望紫帐汗国能够补全合法性叙事上的各种缺失。因为欧洲这边，其他人是真的指望不上，他们自己要是也不能成功，那可就完蛋了。

后世的理论，郭康也不敢用。因为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理论中，也都充满了浓厚的新教气息。

比如，郭康需要说服大家给织妇提供启动资金。这个时候，如果按照他那个时代，妇女权利推动者的逻辑，那他首先应该论述男性对女性的长期压迫，然后要求男性给妇女各种补偿。

对这个逻辑，那个时代的人应该都很熟悉。不过，对宗教史了解得多了，就能一眼发现，这是个充满宗教意味的说辞。

它的根基，在于“原罪”与“赎罪”。

男性作为一个整体，被视为罪人——因为这些男性的男性祖先，被认为压迫过当时的女性。在中原人看来，这个指责难免显得古怪。

因为真正决定压迫的，是权力、财富等等，性别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并不能起到主导作用。不同阶级的男性和女性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可比性：一个男贵族可以迫害大量女性，一个贵妇同样在剥削为数众多的男性依附民。这怎么算？

仔细理论起来，这种相互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就算非要进行计算，结果也肯定是个复杂的数字，并不能用一句话就进行定性。

同样，这也不是为了公平。不同的时代本身就有不同的衡量标准，而要是按通用的权责对等原则，男贵族反而更有理由解释了：我承担封建义务和军事职责，为了领地拼命，凭什么不能拥有权力？这要是扯起来，也是几天几夜都说不完的。

所以，这种男性的原罪，就不是理论，而是一种信仰——只有信仰，才能这样一句话就定性下来。

同样，因为它是原罪，所以是可以传递的。塞里斯人最不理解的地方，可能就是在这里。当别人斥他有罪，应该进行赎罪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没干过啊？”

——这就是最麻烦的地方。由于文明背景的不同，塞里斯文明的成员，普遍就理解不了“原罪”这个概念……

原罪的继承，是一神教的重要设定。比如圣奥古斯丁等人，都专门著书立说，陈述这个概念，告诉大家，始祖亚当的罪过是怎么传播下来的。

同样，按照教义，原罪是“感染”的，而非“触犯”的。人们可以相互共融，罪行也会一代代传播，哪怕自己不犯错，都同样有原罪在身。

这二者结合起来，就告诉信徒，原罪是群体性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它是整个群体中、每个成员都被背负的罪孽，是与生俱来、深入本性的，和自己是否做过什么坏事，并没有关系。所以，就算是好人，也有原罪，也得为此寻求赎罪。

然而，塞里斯文化里就没这些东西。你让他赎罪，他既不知道，为什么非要说他的祖先有罪；也不知道不相关的人犯错，为什么轮到他去赔偿。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会产生抵触情绪。

实际上，这种抵触感，远不止在这一个方面。普通中原人对于一系列“政治正确”，几乎都是如此态度。因为他们无法理解，自己对于这些“弱势”和“少数”群体，就没干过什么，怎么突然莫名其妙地，也要跟着自省、反思、念经、赔罪了……

另一方面，就是“誓反”的问题。作为新教的一部分，妇女权力主张者也需要一个目标，来进行“誓反”。但这个阶段，同样出现了理论上的bug

因为誓反需要一个目标，如果没有目标，它本身就失去意义了。在这里就意味着，首先要有一个男权，然后才能通过对它的誓反，建立女权的组织、进行女权的活动。

然而，塞里斯和罗马并不相同，这里的礼法制度很复杂，不是罗马人那种一个父权制用遍所有地方的。反了一个，还有一大堆，那就和之前讨论原罪一样，没法直观地说清所以然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誓反这种行为，是用来和“老教”进行区分，划分内外的。

通过誓反，和“多数”或者“强势”方作对，才能实现这个目标，确立自己群体的边界，形成向心力，进而建立稳定的组织。然后，才能以此获取各种利益。

但在塞里斯，能反谁呢？

和欧洲不同，塞里斯的妇女运动，是与推翻帝制、打倒列强同步发生的。描述这段历史，以此进行誓反，目标就歪了。

比如欧洲的父权保守势力代表，是近代的教会等组织。而在近代塞里斯，持有神权的保守势力是谁呢？

是大清……

能不能对“大清”进行誓反？当然可以了。但问题不是可不可以，而是太可以了。

因为不管当时还是后世，反清本来就是个“主流”级的政治正确。通过这个行为，根本没法和别人划清界限。

想直观理解其程度，只要看一组数字就行了：在18361911年间，仅清朝《实录收录的民变，就有5387次——也就是说，在这75年里，影响力和规模已经十分巨大，导致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