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9章 郭朴之意

不得不说，郭朴对张居正的了解颇为深刻，不过可能也正是如此，他对张居正的感官似乎并不太好高务实注意到，他刚才几次称呼张居正，都是“张白圭”。

白圭是张居正的小名，或者说原名居正反而是后来改的。郭朴直接以小名称呼张居正，显然是对张居正的为人处世颇有些不以为然。

张居正在后世一贯以大改革家的光辉形象示人，甚至有人说他是大明唯一的大政治家。高务实对此的态度一贯是翻白眼张居正的确是政治家，也是改革家，但后世对他的过度拔高，已经到了完全不顾事实真相的地步，这就完全不能让高务实信服了。

甚至对于隆万大改革，张居正作为延续隆庆、高拱改革政策的政治家，不仅没有真正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反而在一些施政中明显出现“用力过度”的失误，高务实甚至觉得后世对他功绩的最大吹捧点“给明朝续命数十年”都有些难副其名。

前文中就有说过，从国家大政的角度和层面来说，强行在全国铺开一条鞭法就是典型的用力过度富庶得接近资本主义初期水平的南直隶苏杭一带，与贫瘠且连年遭灾的陕西有什么可比性，居然能一刀切的搞一条鞭法？

这是续命，还是饮鸩止渴？难说。

至于考成法，也同样如此在下层行政单位尚有许多问题堆积而未曾解决的时候，提高行政效率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这种时候张居正强行以中枢的名义勒令提高行政效率，只能导致整个行政体系的不安，造成文官集团内部的割裂，一部分人为了逢迎张居正，只能加大对老百姓的压迫，以满足“考成”，另一部分因为不肯过分欺压民众，无法完成“考成”，于是被张居正清算、打压，继而成为朱翊钧后来反攻倒算张居正的主力。

这是续命，还是饮鸩止渴？难说。

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张居正真正执掌大权之后的风格：独断专行，刚愎自用，用人行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这样一来，一些阿谀奸诈的小人往往得到重用，持不同意见者则受到排挤打击。凡是得罪过张居正的朝廷大臣，无一不被降级、罢职，甚至受刑、入狱，招来杀身之祸。

这种以一己之好恶、个人之是非为准绳的用人方法，既对改革的进行造成了困难，也给改革的失败埋下了危机。

事实上，善于讨好张居正的人，并非都真心拥护改革，如得到张居正提拔重用的张四维，在继任内阁首辅之后，即随万历亦步亦趋，对改革进行清算而事实上，张四维本来就是高拱一派，若非高拱倒台，他势必也要进内阁辅政。

但张四维也是久经官场打磨之人，所以在高拱倒台之时，他隐忍了下来，蛰伏于九幽之下，在张居正面前表现得“如循吏”一般，这才获得张居正的认可，认为张四维已经服软了，于是得到重用。

此外，重权在握的张居正，尽管在晚明的官场中其实不算大贪巨贪至少比他的老师徐阶强多了但也并非完全清白。他运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为家人谋求功名，长子为状元，次子在会试中本来名列二甲，神宗任意将其移入一甲二名，张居正也坦然接受。

上梁不正下梁歪，万历以后科场舞弊严重，显官要员的儿子很多成为进士，导致人心不服，议论纷纷，乃至风气败坏，张居正是有很大责任的。

另外他的家人在湖北老家也是横行一方，收受贿赂。张居正其实十分清楚这种情况，还写信要求当地官员对此严加管束，然而本身却未能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甚至明确表示自己作为儿子管不了肆意妄为的父亲，因此也难免招致他人指责。

在高务实看来，领导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本来就是满途荆棘，困难重重。张居正本人又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用人不当，树敌过多，再加之不能严于律己，约束家人，因而其结局只能是人走茶凉，人亡政息，不仅身后声誉一落千丈，十年经营也随之付诸东流。

高务实之所以千方百计要保住高拱，首先固然是因为高拱是自己的三伯，只要他能不倒台，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给自己留下雄厚的政治资源，有利于自己将来继续推进隆万大改革，而不出现张居正和万历那样的师生反目、人亡政息，可这并不是唯一的目的。

高拱虽然也有些独断专行，但至少他听得进劝，虽然平时看起来性子急，但施政反而很是小心这从他对开海通商和推广一条鞭法的都要分步、分区推进就可以看得出来。

另外，前一次高务实向他建议，把地方官升迁的条件与地方经济发展实际上高务实只提到收税额度，详见本书前文挂钩，高拱就表示那可能导致小民受盘剥过甚，于国家稳定或有影响，甚至在高务实提出收税额度和地区稳定同为考察标准后，高拱仍然谨慎的表示需要缓行。

这才是大政治家应该有的大局观和谨慎心。

国家大政不是儿戏，不是自己在家里一琢磨，拍拍脑袋就可以让人奉为圭臬遵照执行的。任何一项政策都必须考虑周详，在江南可行的，在江北未必可行在云南可行的，在辽东未必可行。

所以但凡主持大政，既要有坚定的推进决心，又要有谨慎的推进步骤，在推行的过程中要细心耐心的发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