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1章 南察风波(五一)盐弊(为盟主曹面子加更第一章)

于盐业的管理权。倒不是他特别爱揽权，而是他知道如果没有他来改革，大明朝的盐务问题根本就没法改善。

现在他做了户部尚书，从长期来说，不可能全靠自己一家拼命交税来给朝廷续命，必须把根子上的问题解决了，大明才能恢复健康。从短期来说，也只有提高国库收入，才能避免在极其缺钱的这几年再惹出一个西北之乱来。

众所周知有明一朝为了加强对盐业生产和销售的控制，在全国设有都转运盐司和盐课提举司，各司均有较固定的行盐范围，并刊诸铜版，不可擅自改易。

在各产盐区中，两淮盐区因产量大，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交通便利而为全国之冠。因此，其内部的微小变动都可能对整个国家局势造成严重影响。

朝廷对于两淮盐区委派官员也异常频繁，这并不仅因为两淮在国家财政中的重要地位，也说明了这一地区的淮盐行销并非易事，很多时候需要朝廷予以干预。有赖于三舅张四教长期呆在扬州，高务实也因此很清楚在影响两淮行盐的诸多因素中，最主要也最直接的便是私盐的盛行。

何谓私盐？民国之初的盐务专家景学钤曾经说过：“私者何？对官而言。何谓官，何谓私，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税为官，无税为私。”

换言之，私盐即是没有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进行生产运销，特别是没有纳税，从而不能为国家提供法定财税收入的盐。

盐本无官私之分，但自汉武帝实施盐铁官营之后，便有了从官府角度所谓的私盐。

中唐之后，私盐问题逐渐凸显，并成为以后历朝始终无法摆脱的难题，民众贩卖私盐之风愈演愈烈。

如唐末乱军贼首黄巢便曾贩私宋朝时江西之虔州、福建之汀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两浙“盐价苦高，私贩者众，转为盗贼”元末张士诚“以盐徒而盗据吴会，其小小兴贩，虽太平之世，未尝绝也”。

大明成立后，朱元璋厉行禁私之法，规定“担挑驮载者，杖一百充军”，因此民间大型贩私活动稍有收敛。

然而自宣德后，“盐禁稍宽，私贩者众”，如宣德十年行在户部奏：“两淮盐价低贱，客商中纳者少，皆因彼处军卫势豪之家，纵容厮役，阻坏盐法，私出兴贩，辄数百艘。挟持兵器，所至劫掠。”

正统元年朝廷委派行在刑部右侍郎何文渊、行在户部左侍郎王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与言分别提督两淮、长芦、两浙盐课，也是因为“两淮、长芦、两浙盐运使司及各场盐课官吏，不遵成宪，肆志贪渎，纵容灶户私煎私货及商客支给，掯勒百端。中间有名为巡捕而私自兴贩者，有假托权贵而自烧煎者，有诈冒客引而沿途鬻卖者甚至据徒集船，排列兵器，恣行凶恶者。”

从这两例就可以看出，早在正统年间，全国范围内就已经广泛存在私盐问题，私盐的盛行已对朝廷的官盐销售体系构成威胁。

明廷虽然对私盐盛行很了解，但一直没有有效的对策。正统三年十二月，朝廷不得不命监察御史巡视两淮、两浙盐课，而之前“命御史尹镗往扬州府提督两淮盐课，久之召还，而私煎私贩及运司克剥之弊益甚。”

也缘于此，巡盐御史一职由朝廷临时委派逐渐成为常设官职，“依巡按例更代”。另外联系这两起朝廷委派官吏之例，可见朝廷于正统三年之前，至少已委派何文渊和尹镗先后提督两淮盐课，但一直没有解决问题，仍然需要继续加强监管力度。

据此高务实就可作出两种推测，一是两淮私盐已经堆积已久，非朝夕就能解决二是前期派出的官员皆不能完成任务，其中也或有故意纵容私盐发展之嫌。

但是从史料来看，在吏治尚好的正统初年，多名御史连续违背朝廷意愿而故意徇私的可行性较所以第一种推测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两淮私盐问题的严重性和持久性，已经对朝廷财政税收构成严重威胁，并进而影响边防储备。于是朝廷也于正统十二年、景泰三年、成化三年一再申明私盐之禁，但是依旧未取得良好效果，私盐贩卖仍呈加剧态势。

特别是自成化二年盐法大坏之后，私盐多越境卖货，官盐益加不行，盐法废弛，弊出多端。根据高务实的查证，当时两淮盐区的私盐主要有两类。

其一为淮私，即直接从两淮盐区流出的私盐。这其中一部分是灶户将手中余盐私自出售给私商或盐枭，他们再冒官印而鬻卖。

当时朝廷虽然下余盐买补之例，但是偏远之处的灶户往往不为盐商青睐，很少乐意大老远跑去收，在这种情况下唯有售予私商或盐枭。

另一方面盐课征银的制度施行后，灶户上缴盐课须售盐换银，这就导致私煎私卖更为加剧。特别是遇灾之年，灶户往往“困于衣食，盗卖引盐以救急。”看看这有点像什么？没错，就像一条鞭法被张居正强行在陕西等地推广之后，被迫卖粮交税的贫苦百姓。

但是高务实心里明白，灶户的私煎私卖，并非出自要与朝廷盐法故意对抗的目的，更多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因为他们贩私的规模每次交易数量不大，对盐法的冲击其实也不甚强烈，仅出现在沿海盐场和周围地区。

另一部分则是官盐外流。如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