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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6章 “明联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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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朝户部尚书,高务实虽然经常分心旁骛,但对于自己的本职工作还是很上心的,更何况他一贯认为大明朝的衰败首先表现在财政上,所以对于财政方面的改革尤其关注。

实物、铜钱、白银、纸币……这都是时常盘旋在高务实脑海中的词。从朱元璋开历史倒车的全面实物税(近乎全面),到后来的钞关,又到一条鞭法试点时期的征收铜钱,再到高拱决议推动白银货币化,实际上改革的进程一直在加速。

是的,白银货币化是在高拱时期才出现的。

在后世的影视作品中,似乎白银一贯是中国历朝历代的通用货币,明朝也不例外。但这是个错误观点,限于篇幅,其他朝代暂且不说,至少白银完全不是大明的法定货币,有明一代在高拱秉政以前并没有白银制度可言。

从历史上看,白银货币化本身发端于民间,而不是来自官方的制度设计。大明成、弘年间以后,白银经历了从官方非法货币到官方认可的合法货币过渡的时期。

到嘉靖年间,随着一条鞭法的提出和断断续续的小范围施行,白银货币化过程实质上已经基本完成,但是很可惜,并没有形成制度。

直到隆庆元年,明穆宗在高拱的建议下颁下法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者,银钱兼使;一钱以下止许用钱。

这条法令才是大明在白银货币化客观现实下,明确“银钱兼使”的第一条法令。也是明朝首次以法权形式肯定了白银的合法货币地位,而且是用法权形式把白银作为主币的货币形态固定了下来。注:这一条是史实。】

因此,隆庆帝颁布的这条法令也可以视作大明建立银本位货币体系的证明。官方的认可与推动加快了白银货币化步伐,从此之后白银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白银货币化加快了货币流通,活跃了商品市场,繁荣了社会经济,带来了大明整个社会结构的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此之后大明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帮财阀的形成、市镇私港的兴起等等,都受益于白银货币化。

也正是因此,海外白银流入是大明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迁催生出来的一种要求。高务实在一边想着拿下菲律宾,一边又生怕中断了美洲白银的输入,便正是由于害怕这种需求得不到满足。

民间以银交易,是从金代开始盛行的。元代实行宝钞制度,曾以银为钞本,又在对外贸易中使用白银。这些都为明代白银货币化奠定了社会基础。

然而,明代白银货币化却并非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事实上它是朝廷官方与民间博弈的结果。

大明立国不久就建立了宝钞货币制度,为推行宝钞制度而屡屡禁用金银和铜。可是问题在于,宝钞逐渐崩坏,加之铜币原材料的匮乏,结果客观上推动了了白银货币化趋势。

洪武八年(1375年)发行“大明通行宝钞”之后,朝廷下令禁止金银流通,后来连铜钱也一并禁止,专行纸钞。

可是由于明朝实行钞法并无贵金属或实物作为发钞准备,宝钞在流通中投放多而回笼少,初行钞法时,朝廷也未规定旧币更新办法。于是仅到洪武九年七月,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旧钞问题,才制定了“倒钞法”。

但“倒钞法”很不成功,“收换昏钞之法,本以便民,然民多缘法为奸诈,每以堪用之钞,辄来易换者”——没坏的宝钞就拿来换新,无谓的加大了成本。

由于宝钞制度本身存在着巨大缺陷,大明宝钞的贬值几乎在实行钞法后立刻就开始了。

从钞与白银的比价看,在洪武中期大致是银一两当钞三五贯;宣德七年,湖广、广西、浙江等地的商税鱼课折钞,每银一两纳钞一百贯;正统元年,“今银一两当钞千余贯”;成化年间,大兴左卫指挥使周广反映的情况更加严重,“近年钞法不行,每钞千贯止值银四五钱”。

由此可见,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宝钞贬值日趋严重,至成化年间,其贬值幅度便已在一千倍左右。

宝钞的日趋贬值使得宝钞流通不畅,时人称之为“钞法阻滞”。早在洪武二十一年时,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其实不只有宝钞,还有其他金银及缎匹、米谷等实物代用品。为了维护宝钞币值,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神奇的推出了一个禁用铜钱的法令。

这个禁铜法令导致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明初以钞为主、以钱为辅的货币制度遭到破坏,反而造成了民间用银现象的增多。以至于洪武末出现“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践,一以金银论价”的局面。

宝钞日益贬值,得不到民间的信任,发生了逐渐退出民间流通领域的状况。但是朱元璋对此很不服气,于是在洪武三十年,他又一次祭出法宝:禁止以金银作物交易物。

不用说,朝廷的法令再怎么威严,也没法和现实需求对着干,这道法令并未能真正禁止得了民间白银的使用。

白银货币化是从民间开始的,这种自下而上的白银货币化趋势,冲击着大明朝的货币制度,迫使朝廷中枢接纳和认可这一来自民间的巨大力量。

正统元年(1436年),户部尚书黄福(注:看过按广西卷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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