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7章 援朝抗倭(三)双刃剑

夫和卫青、霍去病、霍光……可是到了宋朝之后，姓氏之间的博弈，却逐渐转变为地域之间的争斗。”

朱翊钧听得一怔，下意识应了一声：“哦？”

高务实一看就知道朱翊钧不曾细细想过这个情况，当然更可能是根本未曾注意到，因此便道：“譬如宋末的新党和旧党之争，在臣看来就根本不是什么理念之争，而是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间的博弈。如果查一下诸人履历就会发现，旧党大佬们一色都是北方人和内陆省份出身，而新党大佬则几乎清一色来源于东南沿海。

譬如旧党的领军人物中，韩琦是河北人，司马光和文彦博是山西人，富弼是河南人，欧阳修是四川人。而王安石的新党中，大佬们几乎一色都是南方人，王安石、曾布是江西人，吕惠卿、章惇、蔡确、蔡京都是福建人。

甚至后期围剿新党的，也变成了各省组成的联盟。譬如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朔党山西，以二程代表的洛党河南，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党四川。皇想想，臣所言是否属实？”

“是。”朱翊钧点头表示同意，但马又问：“可这是为什么呢？”

高务实叹了口气，道：“这是因为从北宋中期开始，资本的萌发迅速发展，各省内部形成了代表着各自利益的财阀，而台的政治人物不过是各地利益的代理人，也就很少再出现父子相承的情况。

在财阀政治下，各地选择的是朝中帮助自身推行经济政策的代理人，代理人的博弈也都是利益之间的博弈。

这个情况从经济的角度很容易解释，例如王安石的变法遭受到巨大的反噬，本质就是南方人推行有利于南方而不利于北方和内陆的政策，自然就遭遇到了北方和内陆省份的集体围剿。”

对于这件事，高务实前世在工作时曾经这样理解王安石改革的困难：一个南方人搞一刀切的全国大下岗。这个措施在南方可能没事，因为他当时的南方全是个体户、私人企业主，但是那时候的北方如果全是大国企，私企压根没有，那会是个什么结果？很显然，他必然会被北方人骂出翔。

不过，即便如此解释了，朱翊钧还是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仔细想了一会儿才问道：“务实，按你的意思就是说，在唐朝和唐朝以前，天下大势是门阀很强，但到了宋朝就变成财阀很强了……那如果这样，我就想问，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

“问得好，皇这一问也算是追根溯源了。”高务实先赞了一句，然后道：“由门阀向财阀的转变，是由很多原因共同决定的，这其中有两个特别有趣：一个是宋朝开始全面执行的科举制，而另一个则是宋朝首创了不杀士大夫的原则。”

高务实说到科举制时，朱翊钧尚且没有什么大反应，但说到“不杀士大夫”时，朱翊钧却很惊讶，一脸诧异地道：“不杀士大夫也不对？”

“这不是对不对的问题。”高务实摇头道：“在宋朝之前，官员和地主们都是没有人身以及财产安全保障的，因此只能依附于能强大到能跟皇权博弈的门阀，以保全自身以及财产安全。可是随着宋朝优待士大夫，地主阶级迅速解除了束缚，形成了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

同样，过去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使得人才的向进阶，只可能通过依附于门阀达成，而普通民众被死死的框在土地，根本没有向晋升的机会。可是科举制的全面铺开，使得地主阶级迅速拥有了直接参与政治的阶梯。

因此，北宋的政治领域改革实际就是让科举制在经济领域来了一次解放生产力，让普通人尤其是地主阶级多了一条进身之阶，而不杀士大夫则相当于保护私有财产，让人放心经营，不必依赖别人比如门阀。”

“你是说这不好？”朱翊钧显然有些疑惑，因为他的思路无论如何比高务实局限得多，因此他听了这些之后首先想到的竟然是：你家不也是科举起来的吗？怎么你会反对？

“请皇听臣把话说完。”高务实大摇其头，道：“臣常常说，经济基础决定层建筑，地主阶级们崛起之后，相互之间也开始了权力的不平衡。

呃，臣此前为皇解释过近几十年北方为何越来越冷这件事，皇记得吧？”

“记得，你说了一些……什么周期、小冰河时期、降雨线之类的。”朱翊钧点头道。

“没错，其实北宋那会儿也有这个问题，当然，没有如今这样严重和明显。”高务实解释道：“随着北宋降雨线南移和气温的下降，江南地区的人口与经济飞速崛起，这才诞生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

这些利益集团形成之后，必然要寻求朝廷的政策向其倾斜，因此就会跟北方以及西部那些经济落后地区形成激烈的政策冲突，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就会逐步演化为不可调和的矛盾。”

虽然高务实让皇帝听他把话说完，但皇帝听到这里已经忍不住了，伸手打断道：“这不还是坏事吗？”

高务实有些无奈，但好在他在皇帝面前地位特殊，这时干脆也任性一下，把手一摊，没好气地道：“朝廷去年在南方诸港收了差不多一百七十万两银子，皇觉得这也是坏事吗？如果臣说，以现在江南的富庶程度，只要朝廷操作得法，完全可以在不影响地区安靖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