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1章 幸南京(七)内守备
高务实此番被皇帝留宿春和宫,家中随从约有二十来人也被允许陪同,高杞是其中地位最高的一人。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充当了类似管家的职能,因此也获得特准,可以随时出入宫禁,只不过进出皇宫都需要登记报备,说明进出缘由。
此番出宫,高杞登记的理由是靖国公有些日常用惯了的物什需要自己临时置备。南京宫监方面原是个闲得淡出鸟的清水衙门,各项制度十分松弛,再加上来人地位特殊且理由听起来完全合理,自然也没有人敢质疑什么,很痛快地放他出了南京紫禁城。
高杞不知道的是,他前脚刚走,南京守备太监田义这时候也已经向皇帝奏禀了相关事务,来到宫门处。
田义摆手让过来参见他的闲杂人等各自退下,只留了负责看管宫门的内廷宫监,径直问道:“方才咱家进宫之后,可有靖国公府的随员离宫?”
那宫监连忙佝偻着腰背道:“好教内守备知晓,靖国公爷的堂侄高杞方才正好录表离宫,就在眨眼之前。”
内守备,指的就是“钦差南京守备太监”。这个按理同样是镇守太监的职务,与其他地区的镇守太监却有不同的名称。别处的镇守,都是“钦差镇守xx地方太监”,唯独南京是“钦差南京守备太监”,可见这个职务强调的就是“守备”二字。
然而南京的“守备”不止他一人,还有一个“南京守备勋臣”存在,由是就只好按照内廷外廷的差别,再分出“内守备”与“外守备”来。
对于“大明南京”的权力体系,后世最常见的说法就是“三大重臣”说,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勋臣、南京守备太监并列为南京系统三大巨头。这说法的确没错,但简单一句“并列”其实并不能说明“三巨头”的权力格局细况。
简单的说,这三大巨头究竟有无高下之分,或者实权大小可有差异?当然都是有的。
名义上而言,“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排名第一,“南京守备太监”排名第二,南京守备勋臣排名第三。
但是,“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之所以排名第一,其实主要是占了大明中后期文官集团整体势大的便宜,并不代表他的实权乃至地位真的能排在南京三大重臣之首。
其实如果按照“礼制”来说,“南京守备勋臣”因为必须由勋贵担任,而南京勋贵按大明制度,每一位都是“超品”,理论上应该是“地位”最高的;如果不考虑礼制而考虑亲疏,那么“南京守备太监”因为是司礼监外差,是皇帝的“三千里外亲臣”,则他就应该是地位最高的。总之,无论如何不应该是“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排第一。
但刚才所说的这些毕竟本来就只是“名义上”的,那么实际上呢?这就要从南京真正的权力机关——“南京守备厅会议”说起了。
两京制不是明代特有的产物,早在西周的时候,就经营洛邑为东都;东汉则以洛阳为都城,以长安为西京;隋朝建都长安,隋炀帝又营建洛阳为东都。此后的唐、宋、元等朝也都有两京。
明之两京,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在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才形成的。仁宗即位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洪熙元年,仁宗头脑一热决意迁都南京,仍以应天为京师,称北京为“行在”。
不过仁宗在位不足一年,迁都南京中途夭折。宣宗即位后,他不赞成迁都,但继续维持仁宗的部分做法,仍然称北京为“行在”,而称南京为“京师”。
直到英宗即位后,才在制度层面明确了两京的关系,再次以北京为首都,南京为留都。此后,两京制形成定制,直至大明灭亡。
当然,大明的两京与其他王朝不同,有其固有的特点,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官制。其他王朝在留都一般仅设“京兆”、“留守”一类
的地方最高长官,而不是成建制地设立各级官署。
而大明南京的官制,则基本上是北京的复刻,且南京诸官连品级也与北京一样。不过为了加以区别,南京的官员头衔上照例要加上“南京”二字。
南京远离皇权,皇帝自然要派重臣、心腹作为政权的绝对核心。然而,毕竟皇帝只有一个,南京就没有必要像北京那样设置一个内阁,以备皇帝顾问。所以相较于南北两京的六部,内阁还是具备独特性、唯一性。
既然要在南京设置重臣,那么大明在当时便先设了南京守备、协同守备、守备太监和参赞机务四个官职,组成一个领导机构叫“南京守备厅会议”,以管理南京以及南直隶的相关事务。
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后,命中军都督府掌事官守备南京,当时的官名为“节制南京诸卫所”。
仁宗即位后,以襄城伯李隆镇守南京;宣德时期,改“镇守”为“守备”,并规定南京守备例由公、侯、伯等勋贵担任,同时南京守备还要兼领中军都督府。
对于南京守备的职能,是有具体记载的:“凡南京守备一应机务,每日会同参赞官于守备厅署理。每月朔望日,守备、参赞等官及各府堂官会同内守备,议合行事务。”
从这里不难看出,“南京守备厅会议”便是最高的权力机构,故而后来《明史》中才有了“南京以(内、外)守备及参赞机务为要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