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三十九 羞花

或者说被自己作死的。

姚元崇一生功业彪炳，为朝廷效力多年，然而他的家庭生活却似乎并不像他的官场生涯那样顺遂。他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各有各的不成器。

其中两个儿子在东都洛阳的中央官署任职，他们因为父亲的权力而变得傲慢，甚至私下向其他官员求取官职，这种行为最终引起了圣人的注意。当圣人询问姚崇关于他儿子的情况时，姚崇坦白地回答说自己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在东都任职，他们的欲望很大，行为不检点，并且承认他们可能私下向魏知古求助。

这魏知古是谁呢？

魏知古二十岁时便中了进士，先后担任过多个重要职位，如著作郎、凤阁舍人、卫尉少卿、吏部侍郎、晋州刺史等，曾因上疏劝谏反对修建道观而受到赏识，被拜为宰相，担任过户部尚书、同平章事等职。

魏知古不但官途顺遂，握有大权，还是一位有才华的文学家，创作了不少诗词作品，并参与了国史的编修工作。

圣人还让他升任侍中，并进封为梁国公。

然而，魏知古与同样是宰相的姚元崇不和，后被罢官，降为工部尚书，最终病逝，死后追赠幽州都督，谥号忠。

姚元崇的儿子们竟然能为了官职去与父亲的政敌沆瀣一气，授人以柄，这让姚元崇很是生气，在圣人跟前并不掩饰对儿子们的恨铁不成钢。

而圣人对姚元崇的坦率和诚实感到满意。

姚元崇的这种坦诚和自律的态度，在李朝的政治环境中是难能可贵的，也体现了他作为宰相的责任感和对朝廷对百姓的尊重。

为了制止儿子们犯错，除了长子姚子奕还保留光禄大夫这样的闲散职务外，姚元崇生前让另外两个儿子都弃了官职。

次子姚子陵，生性浮躁，好大喜功。他不甘于平淡的生活，总梦想着能够一夜暴富，于是沉迷于赌博和投机取巧之事。

一次，他听说京城有一批珠宝将至，便倾尽家中所有，预谋在半路将其劫掠。结果计划失败，不仅赔光了所有家产，还因此触怒了官府，被下狱问罪。尽管姚元崇设法将他救出，但姚子陵的行径已经给姚家名声带来了不小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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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子姚子渊，性格懦弱，缺乏主见。他不喜读书，也不善经营，整日游手好闲，流连于市井之间。

一日，他被一帮不良之徒所骗，加入了一场所谓的“江湖义气”之争。在一次斗殴中误伤了一位官员的亲眷，结果被投入狱中，几乎丧命。虽然最终姚元崇费尽心力，动用了所有的人脉和资源才将他从牢狱中解救出来，但这件事也成为了姚家的一个污点。

两位儿子的不肖行为，让姚元崇深感痛心和无奈。他曾试图严加管教，希望他们能够改过自新，但似乎效果甚微。姚子陵和姚子渊的行为，与姚元崇的严谨治家、清廉为政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外人看来，这样的家庭教育似乎是失败的，姚元崇的家教之严，似乎并没有在他的儿子们身上留下深刻的痕迹。

于是，姚元崇将两个儿子逐出了长安城，一逐就是许多年，若不是姚子奕举办丧事，姚子陵和姚子渊还没有机会回到长安来，毕竟姚元崇死的时候，就不许两个不孝子回来奔丧。

姚子奕的突然离世，在姚府中掀起了一阵悲怆的风波。原本热闹非凡的府邸如今笼罩在一片哀戚之中，素白的丧幡飘扬，沉重的氛围让人窒息。

府内，仆人们低声交谈，忙碌着准备后事，个个脸上写满了悲伤。家族成员纷纷身着粗麻布衣，头戴孝帽，哭泣声此起彼伏。

姚子奕生前的书房被原样保留，桌上摆放着他未完的手稿和笔墨，仿佛主人只是出门短暂未归，而非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消息传开后，朝中的官员们也纷纷来到姚府，表达他们的哀悼之情。从太子少保、御史大夫到各部的侍郎、郎中，甚至是一些与姚家并无太多交情的官员，都特意前来凭吊。他们或面色凝重，或低头沉思，每个人的脸上都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对光禄大夫逝去的惋惜。

不过这种惋惜，更多是给死去的姚元崇相爷的面子。

在灵堂前，摆放着姚子奕的遗像，画中的他依旧风度翩翩，嘴角带着温和的微笑。

来凭吊的官员们在遗像前行三鞠躬礼，有的默默无声，有的则轻声念叨：“英才如此，天妒英才啊！”

当然这种恭维话不必当真，就当是给死者的挽尊。

姚子陵和姚子渊，两位性格迥异但同样不成器的姚元崇之子，在兄长姚子奕的丧礼上表现出了夸张至极的悲恸。

当这两位兄弟身着麻衣、头戴孝帽踏入灵堂的那一刻，他们的脸上便已经泪水滂沱。不同于常人的含蓄哀悼，姚子陵和姚子渊毫不掩饰他们的悲痛，一进门便跪倒在兄长的灵前，放声大哭，声震屋瓦，仿佛要将所有的悲伤都倾泻于这一刻。

姚子陵，那个曾经沉迷赌博、好大喜功的次子，此刻全然没有了往日的浮躁。他哭泣着呼喊着兄长的名字，声音中充满了后悔与痛楚：“大哥啊，你英年早逝，留下我们如何是好啊！”

他的哭声撕心裂肺，几乎要让人为之动容。

而幼子姚子渊，平日里除了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