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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1章 移忠作孝,诬良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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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监祭酒陶大临埋着头,借着申时行挡住皇帝的身影,生怕被皇帝看到。

心中更是大呼折磨。

皇帝这一轮秋讲,总是这样不好好课,问些敏感问题。

这一堂课讲的是孟子,论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本身很简单,没什么争论的余地,反而是政治意义更多一些。

如今讲课的内容和进度,都是日讲官排的,具体审核跟释意,则是两位阁臣亲自过目。

今日这一堂,是大理寺少卿陈栋、吏部右侍郎温纯安排。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这是在为皇帝亲政壮势,以及做礼法的铺垫。

无后为大嘛。

皇帝十二岁了,完全是一个可以婚配的年纪了。

如果要选妃,提前个一年多,十四岁大婚,那么开年就该下旨开始准备了。

如果急着亲政,那么宫里那位李春芳的孙女,也不是不行。

至于说祖宗成法,不娶士大夫女……

陈栋和温纯的意思很明确,舜尚且可以为了留后,隐瞒父母,那么陛下为了留后,做些权变,完全在情理之中。

也就是方才张居正说的“礼之权也”。

这是一次局限在皇帝近臣,经筵官范围内的政治表态。

首辅张居正见到陈栋和温纯这个排课之后,也没提什么意见,顺水推舟得把课端了来。

同样是一副支持的样子。

按理来说,如此君臣和谐,皇帝意会了,就该感动一番,赏赐点什么东西表表态,然后回去好好想想什么时候大婚才是。

结果小皇帝不按套路出牌,转进到了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大明朝是不是孝治天下?

陶大临挠了挠手背,只感觉浑身有些刺痒。

不然怎么说非得阁老出面,才能回答皇帝的问题。

这种涉及儒门根基,国朝本源的事情,他们这些人怎么敢跟皇帝多说一个字?

但凡说错一句话,就是身败名裂的下场。

朱翊钧的目光,扫过一众经筵官。

将众人各异的神情,收入眼底。

最后才落在面色为难的张居正身。

张居正为什么这么为难,朱翊钧自然知道,否则他也不会这样单刀直入地问出来了。

这话明着听来,似乎并不敏感。

毕竟这是一个千年以来的政治正确。

自汉往后,历朝历代,都是如此自我标榜的。

远的说三国志,鲍勋疏一口一个“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

其后的隋书,更有皇帝金口玉言“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废阙,故立五教以弘之。”

旧唐书,李渤陈情亦是“伏以陛下孝治天下,稍垂恩宥。”

宋元就更不必说了,易简前、刘安世、李秉常、崔敬传,白纸黑字,动辄都是“陛下以孝治天下。”

哪怕到了本朝,这个说法都很是常见。

当初给两宫徽号的时候,礼部行文都还是“皇孝治天下,恭圣母徽号在迩。”

对于正统王朝而言,这本身就是穿在身的神圣金衣。

也只有司马家看到这几个字,才会节目效果十足。

否则,他朱翊钧,为何整天被称为君父?

但恰好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涉及到帝朝合法性来源,所以,向来是不允许讨论的。

其中最为敏感的地方,就在于,儒家体系中,皇帝是什么时候占据了“孝”顶点的生态位?

那就是自大一统之后!这是一次正统儒学的嬗变!

大一统之前的儒家,还很纯粹。

孟子曾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孔子亦曾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君对我好,我才会对君好。

如果君不好,那就别怪我诛独夫了这就是朱翊钧此前考成学业,请人观礼的内容。

但自汉以后,这种后天形成的双向义务,逐渐演变成了天然的单向义务。

也就是所谓的雷霆雨露,俱是天恩。

这种臣子对君主绝对忠诚的概念,儒家是没有的。

好在自有大儒辩经。

儒家没有,法家有啊。

六经注我,经学必备于是董仲舒便将法家的这一套,缝合进了儒家。

儒家理念下,称之为移孝作忠。

经学概念里,称其为外儒内法。

治国框架中,则称其为家国同构。

孝子必出忠臣嘛。

称号是对权力的追认,同时又进一步加强其正当性,君父一词,尤是如此。

缝合的儒学,主要是为了解释皇帝统率天下的合法性来源,不是真的来搞哲学思辨的。

理所当然地,这事也就失去了讨论的余地。

要是深究这个问题,是不是在质疑皇权?

朝官至多用用短语,从不会讨论这方面的经义。

所以皇帝问出这个问题之后,何洛文仰头看着房梁,陶大临缩在申时行身后,马自强左顾右盼。

而直面这个问题的张居正,更是面色阴晴不定。

首辅张先生,现在很想说一句,孩子,为了你好,别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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