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7章 游哉
“乾宁元年五月制举,计取士237人。勋官子41,宗室25,乡贡88,余者太学、邦国、藩镇散员。准故事,过覆试,授正字、著作、试史官、三司检讨、巡查、监察御史、畿县尉、参军、司隶校尉从事等官职。不过者,守选。另,御史中丞吴公度督管,革贪、奸、恶、庸官职四百余人,中外有之,录名以闻。吏无算。”
“太学、四门、国子学生饱食终日,文德以来,进士才二十人。议定尽黜在籍者,遣返家乡,于郡县补新。准成例,征召野贤,并令守令举孝廉。太守两人,令一人。连坐严筛。以为精粹。另,议定于右扶风、左冯翊、上郡、庆阳复建馆学,教化愚民。以上,昨与度支使王抟过问,须款70万缗。军务巨急,费用不宜朝廷独支,还得找陛下借一部分。”
“......”
郑延昌、李溪大概汇报了一遍,便静待眯眼捧着奏书的皇帝看完。
国朝的科举相当畸形。进士含金量过高,考上进士,只要不犯原则性错误,一步步奋斗,拜相概率很大,故各阶层趋之若鹜,带来的社会现象就是其他科目被嫌弃,官场学历歧视严重。然后就是越歧视,大伙越执着。
制举也授清要,但乾符以来,主要还是入浊流。无它,缺人。正因为缺,作为正规考试的补充的制举才会频繁举行。在士子优先追求清要的习惯下,制举效果不稳定。
这不,李某陆续办了六届,参考人数却徘徊在几百人。主力还是公卿、皇族子弟和中央各个学校的学生。本该是主力军的自学者乡贡和生徒,这次来应试的才可怜的三百人。
为此,他不得不把这次的授官范围全面开放到畿令、秘书等清要。从北朝到唐亡,官分清浊,这部分及其类似的,属于清官。与之相反的专业技术人员,则被视为浊流,比如太乐令、太官、中校、医学博士。
一句话,只要某个官职需要实际参与生产,具有服务性质,工作内容和士人、官员的身份不符,就是染于凡俗的浊流。以干活为耻,以办公室耍笔杆子、坐地空谈为荣。士族政治的恶臭遗风。关键大唐的小镇做题家们多数还没批脸,人云亦云,跟着附庸风雅。
对制举恢复主授清官,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增加浊考,广建浊类学校。第三步,给不入流的临时工、合同工—“吏”—打造一套单独的职业晋升体系。都是为圣人效力,吏凭什么不能往高处走?消除对浊流的排斥。这需要皇帝持续高度关注,你连一個延资库雇佣了多少吏员都不知道,谈何选贤?
守选,顾名思义,排队。
“宗室怎么才二十五个?”圣人在状文上勾勾画画。皇室很凋零啊,人才产出量大大减少了。这会能带兵打仗的合格宗室将领,就李嗣周、李彦真、李君实、李筠几个。
其他方面,有个师从太尉理财的嗣薛王李知柔,表现还不错,还是进士,已被朝廷提名外放广州节度使。嗣延王李戒丕在太常寺任职,经常出使藩镇处理外交,也还行。
没了。
乡贡数量上升了不少,估计是上次制举驳回名单的反应让郑延昌他们有了数。
但乡贡出身的官僚占比过高,一定好吗。
不见得。
经典的宋明悖论。第一,科举是最先进的取仕制度,它打垮了血缘、贵族、门阀政治,大大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上下流通,团结了地主阶级,大大加强了政权统治力。第二,文官政府造成了空前严重的冗官、冗费、党争、塌方式腐败等各种问题,是蛀虫,文臣皆可杀,大明就是毁在这帮孽畜手里的。
怎么干掉他们?按亲疏、血缘起复重用贵族、宗室、寺人、外戚,不拘一格征召民间贤才。
而这样,就又回到了起点。
纯纯有病,典型的草履虫大脑。科举制当然有它的历史作用,而且巨大,但种种缺陷同样夸张,想着依赖它达成良性治理,现实吗。指望大开科举就能万事大吉,当过家家呢。
“阿符,用印吧。”扫了一遍授官名单,圣人对洛符说道。
在畿县尉、史官、三司检讨(财政系统内部审计)、巡查、御史这些重要职务上,郑延昌、李溪没敢偏私。圣人最在意的,也是这部分。余者授官,则不需他这个皇帝一一过问了。
“御史台一查,就革了四百多人。”圣人拿起第二份状文,转而说起御史中丞吴公度主持汰人的事:“坐赃的,兼田的,阳奉阴违的,草菅人命的…瞧瞧郑公用的这些豺蟲,几个是人?东市令张平拿商贾当草谷,敛财数十万缗,比宣徽使卖酒卖糖卖水果一年还多。”
此言一出,郑延昌瞬间涨红了脸。
用人出问题很正常,但这话,太刺耳了啊。
至于张平的巧取豪夺,当然是他暗中支持鼓励的。皇帝这不准收那不准收,盐价降到百来文,战事又不断,他不想办法另辟蹊径,朝廷开支不够了怎么办?次次都找皇帝借吗。
站着说话不腰疼!
“回去便召张平训诫此事,但窃以为东市令暂不宜更换。”郑延昌绷着眉头,婉拒了皇帝的暗示。若皇帝一问,就把张平罢官,谁还给他当爪牙。第一次,小弟该保还是要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