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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边三角形的蕨类植物蜷着叶子，屁股下钢制的椅子冰凉得直冲天灵盖，面前黑色的道路从我的左右两端无限地绵延，路面的夕阳细碎金黄，闪闪发亮。

等车的途中，仅剩的烦闷也缓慢地平和了。我一个人坐在寂静的山野里，叹了口气。

这么多年过去，我依旧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我身边总会上演类似于争风吃醋的戏码。

明明都是很好、很优秀的人，可一旦相遇，便会互飚垃圾话。而其中的原因，貌似都是非常在意我。可如果在意我，难道不应该更尊重我的想法吗？

对于自己，我持之以恒地希望：我是有助于他人的。

基于此，我不喜欢因为我引起的争端，也不喜欢任何人因为我去伤害别的人。每当这种场景发生，我会尴尬得想立刻逃跑，又觉得我应当为此负责。所以我会尽量遏制逃跑的冲动，尝试绞尽脑汁地劝阻。

逃跑或者劝阻成功了尚且还好，可一旦失败——就像今天这样。挫败、无力便会立马填满我的心。

我一直克制的怀疑，也会随之崭露：如果没有我，是不是会更好？

紧随其后的，便是我对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的诘问。我究竟应不应该存在？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存在？我的存在真的是有意义的吗？

这些问题，我从十九岁思考到现在，有时我会给出坚定的回答，有时我飘忽不定，站在虚无的边缘，有时我积极乐观得仿佛心里住了个永远不悲伤的白痴，有时我的答案则消极沮丧得有自毁倾向。

巴士驶上一座漫长的跨海大桥，渐渐靠近市区。我坐在中间的位置，看着窗外从盎然的绿色变换成波光粼粼的海面。

这个时候，我又想和莫亚蒂聊天了。

虽然他刚刚才惹我生气，但能聊这些话的人，似乎只剩下莫亚蒂了。裴可之不在了，白瑞德早就不愿再纠结这些问题。如此想来，还有点儿孤单。

可我才不要主动去找莫亚蒂。我刚刚才对他发火，哪能立马就像个没事人似的和他聊天。怎么着也得是他向我低头才对。

想不出个所以然，我干脆抛之脑后。恰好巴士到站了，我下车，矗在医院门口。眼前的巴士哼哧哼哧地驶过，取而代之的是挂着的‘住院部’三个红色大字的高楼。我盯着那三个字，忽然记起来，李教官前年便被请进了军医院，他应该就住这儿没错。

于是，我的脚拐了个弯，走向军区医院。

由前台护士的接引，我很快来到住院部大楼的中间层。中间层是打通的空中陆地，专门为一些有资历的军官建了带独立院落的小楼。

这应该是最近几年新建的，我还从没来过。这几年——应该说柏砚在位的这些年，军部的经费从来没断缺过，针对退役军人的关怀政策也一年比一年好。我埋着脑袋，跟着护士七弯八拐，最后进入一座院前种着枣树的平房。护士打开门，和李教官交谈几句，才请我进入。

李教官如今丧失了大部分生活能力，他的病床就安置在客厅。

我一进去，便和躺在床上的他四目相对。见到我，李教官很惊讶，“你怎么来了？”他撑开耷拉下的眼皮，望着我，眼里骤然亮了。

李教官比我前几年见到他时更衰弱了，他梗着脖子，发狠地用力许久，才勉强支起上半身。他的皮肉一层一层地松弛下来，我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清晰地感知到他的生命正在衰老里融化。

在李教官面前，一身老人味的我，反倒成了年轻人。

“来看看您。”我说，看李教官的床从平放状态缓缓升起，“您要歇了？”

李教官缓慢地抹了抹脸，他扯出笑，“就是有点儿困。人老了都这样。”他边说边眯着眼睛打量我，左瞅瞅右瞅瞅，似乎确定我还不错，他又问，“你一切都还好吧？”

“我当然好啊，”我笑眯眯地点头，“我好得不行。”

见他还有些担忧，我伸出手，掰着指头数给他看，“您看看，我现在没孩子、没老公的，”我伸出食指、紧接着又是中指，“我还有钱、有房子，资产多得花不完。还有啥不好的。”我摊开手，对李教官说。

李教官斜着嘴也笑了起来。他的嘴角处留下一串口水，我顺手拿起软巾纸，帮他擦了擦。李教官却摆了摆手，不要我做。看上去对我的动作有些不好意思。

“开心吗？”李教官问我。

“开心啊，我啥时候不开心？”我乐呵呵地说，露出和年轻时一样的情态。

李教官也乐呵了，笑骂了我一句，“没心没肺的。”

“您吃晚饭了吗？”我注意到李教官床头柜上还剩大半的燕麦粥，“要不要我去给您喊点儿？”

李教官摇摇脑袋，“我不饿。不想吃。”

不想吃饭在我眼里可是个大问题。我“嘶——”地倒吸口气，连忙追问，“是不是医院的饭菜太难吃了？我带您出去吃些？”

这次李教官没再摇头，他给出个与吃饭无关的回应，“前台的护士可不会放行。”

“没事儿，我把您抗出去，”我满不在乎地答道，“到时候您就直挺挺的，一动也别动，我盖块布到您身上。假装你是颗炮弹。我在执行军事搬运任务。”